鄭洞國

鄭洞國

(幾乎參加了抗戰正面戰場所有重大戰役)
中文名:
鄭洞國
外文名:
Zheng Dongguo
別名:
鄭桂庭
人物簡介:

鄭洞國(1903—1991),字桂庭,漢族,湖南石門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參加東征和北伐,是最早參加抗日戰爭的國民黨將領之一,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1933年率部參加了長城古北口抗戰,“七七事變”后,相繼率部參加保定保衛戰、臺兒莊大捷、武漢會戰、昆侖關大捷、鄂西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等戰役,屢創敵頑,戰功卓著;1943年調任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率部會同盟軍收復緬北,揚威國外;1945年回國,歷任第三方面軍副司令、東北保安副總司令、代總司令等職,1948年于遼沈戰役的重要時刻,脫離國民黨陣營。建國后,他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參事、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委員、第五、六屆常委,第五、六、七屆民革中央副主席,黃埔同學會副會長,長期致力于祖國建設與統一事業。1991年1月27日,鄭洞國病逝于北京,享年88歲,去世后受到兩岸共同追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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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鄭洞國
外文名
Zheng Dongguo
別名
鄭桂庭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湖南省石門縣
出生日期
1903年
逝世日期
1991年1月27日
職業
軍人
畢業院校
黃埔軍校第一期
主要成就
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率部收復緬北黃埔同學會副會長
軍銜
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3年1月13日,鄭洞國生于湖南省石門縣一個農民家庭。家中有祖房10余間,田30畝。父親鄭定瓊以種田為業,兼做裁縫。母親陳英教,生育子女5人,鄭洞國排行最末。

鄭洞國7歲起在父親啟蒙下讀《論語》等書,后進鄉間私塾,熟讀《四書》、《五經》,1917年又轉入全部采用西式教學的石門中學附屬小學。這年他已滿14歲,但因對西學毫無基礎,故學習一度相當吃力。是年冬,他遵父母之命,與鄰鄉姑娘覃臘娥成婚,婚后育有一女二子,夫妻感情甚好。1919年鄭洞國升入石門中學讀書,這時他的家境已大不如前,讀書所費皆賴時任石門中學校長的兄長鄭潼國供給。雖然生活非常清苦,甚至有時身無換季之衣,但他勤奮努力,學業大進。這年春末,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了,偏僻的石門縣城亦為革命風暴所震撼,鄭洞國與同學們一起走上街頭進行愛國宣傳,并參與清查、抵制日貨的斗爭。他痛感國事日非,從此立下從軍之志,希望以武力振興國家。

1921年春,湖南督軍趙恒惕興辦湖南陸軍講武堂,澧州鎮守使唐榮陽特在石門設考場招收學生,鄭洞國欣往應試,旋被錄取,赴長沙報到。孰料此時湘鄂兩省軍閥正在混戰,趙恒惕的軍隊被打敗,一時湘局大亂,陸軍講武堂被迫停辦,鄭洞國掃興而歸,重返石門中學讀書。次年,他畢業于石門中學,到磨市鄉小學任教。為謀今后生計,他于1923年再度赴長沙考入湖南省商業專門學校。由于他為人厚道,學習刻苦,成績優異,深受師長喜愛。 

考入黃埔

1924年,他頂用別人姓名通過考試成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學生并加入國民黨。同年10月,參加平定廣州反動商團叛亂的戰斗,擔任廣東軍政府警衛。11月,黃埔一期學生提前畢業,他被派任教導一團第二營第四連黨代表。

1925年2月,他隨校軍東征。次年,改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三師第八團第一營營長。1926年7月,他隨部編入東路軍參加北伐,在攻打永定的戰斗中,他率一營官兵擔任主攻,這他靈活指揮,奮勇作戰,僅激戰半日便在后續部隊支援下攻破城池,將孫傳芳的福建督辦周蔭人打得落荒而逃,連周的尚有余溫的大衣也被繳獲。此后東路軍主力掉頭疾進,在梅州地區又圍殲了周蔭人的另一部主力。鄭洞國以一營之眾繳獲敵人人槍各千余,再立戰功。同年11因功升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3師8團團長。這時他剛年滿24歲。這時東路軍迭克漳州、福州等名城,于次年1月經古田、建甌、浦城、仙霞嶺進入浙江,沿途敵軍望風披靡。東路軍在杭州稍事休整后,再經泅安、廣德、溧陽、句容直逼南京。3月下旬,東路軍與北伐軍第6軍程潛部在南京勝利會師。北伐軍的勝利引起了帝國主義的恐慌。3月24日,英國兵艦以保護僑民為借口,猛烈轟擊南京下關和棲霞山等地,造成震驚中外的慘案。時鄭洞國率部駐守棲霞山陣地,曾命所部炮兵向英海軍堅決回擊,1927年5月,鄭洞國繼續隨軍北伐,后因病調任總指揮部參議。參加龍潭戰役后,由于病情轉劇,不得不住進蘇州更生醫院。同年冬,他病愈出院,聞北伐軍正與敵人相持于徐州以北地區,遂輾轉經蚌埠前往徐海前線,被總指揮部任命為徐州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后調任第9軍教導團團長。1928年“二期北伐”結束后,國民政府召開全國軍事編遣會議,第9軍教導團被編散,鄭洞國重任第2師第5旅第10團(即改編前的第3師第8團)團長。此后,因國民黨內部各派系軍事集團間不斷發生混戰,鄭洞國隨中央軍先后參加了蔣桂戰爭、蔣唐戰爭、討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戰。1931年夏,盤踞在河南新鄉一帶的軍閥石友三再次擁兵叛亂,鄭洞國所在的第2師奉命沿平漢路北上,配合張學良的東北軍將其全殲于河北定縣一帶。不久,廣東軍閥陳濟棠又通電反蔣,第2師奉命星夜南下趕至湖南醴陵,準備進攻廣東。廣東事變和平解決后,鄭洞國調任南京警衛第1師第2旅第4團團長。未及兩月,又被調回正在鄂豫皖蘇區與紅四方面軍作戰的第2師,任獨立旅旅長。次年秋,紅四方面軍向川陜地區轉移,第2師奉命赴潼關、洛陽一帶休整。時鄭洞國已改任第2師( 師長黃杰)4旅旅長,率部駐于洛陽。

鄭洞國是最早參加抗日戰爭的國民黨將領之一。1933年初,日本帝國主義繼“九一八事變”侵占我東北三省后,又奪取熱河,繼而大舉進攻長城各口。在國難日深、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停止內戰、舉國抗日的情勢下,蔣介石下令抽調中央軍第2、25、83師組成第17軍(軍長徐庭瑤)開赴古北口對日作戰。在這之前,部隊由于天天忙于打內戰,早已厭倦了同胞間的互相殘殺。能夠有一個機會為國家效命疆場,盡軍人的守土之責,所有人的心情都為之振奮。3月中旬,日將西義一率第八師團移兵古北口,欲集中兵力一舉擊破中央軍,4月20日至28日,中日軍隊在南天門一線進行了八晝夜的血戰。鄭洞國率第17軍2師4旅堅守南天門一線陣地,將士們只能忍饑受凍,在古老的長城上,以血肉之軀與兵力和火力都占絕對優勢的日軍殊死鏖戰。戰役期間,鄭洞國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軍途中忽聞接防的第83師陣地被日軍突破,部隊傷亡慘重,師長劉戡憤而自戕未遂,形勢岌岌可危。鄭洞國心急如焚,立即率部星夜弛返前線,向日軍發動反攻。此時我軍陣地已大部失守,大批日軍蜂擁撲來。鄭洞國因兵力單薄,多次反攻失利。在這緊要關頭,為示必死的決心,他脫掉軍衣,只著白襯衫,提著手槍,親自率領部隊沖鋒,官兵們見狀士氣太增,個個爭先與敵拼殺,一時殺聲震天,硬是將敵人擊退了。至5月中旬,中國前線各軍終因傷亡慘重、后援不繼而先后節節抵抗后撤。5月31日,《塘沽協定》簽訂,長城抗戰宣告失敗。消息傳來,人人痛心不已。之后,第2師退駐北平。同年秋,鄭洞國入南京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受訓。次年春,他奉命提前結業,返回軍中,率部和第25師75旅一起,開赴江西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擔任守備第二線碉堡的任務。10月,紅軍失利后主力向湘貴方面戰略轉移,開始長征。第4旅和第75旅尾追至芷江,又奉令調回北平駐防。1935年6月,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鄭洞國所在的部隊,全部忍痛撤出了北平。第2師奉命開赴徐州、蚌埠一帶駐防。次年秋,原第2師師長黃杰調任稅警總團團長,鄭洞國接任了師長職務。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為謀求“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在西安發動兵諫,扣留了蔣介石。何應欽下令各路中央軍前往“討伐”,鄭洞國率第2師進駐潼關。未幾,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第2師撤回徐州。

1936年10月22日 鄭洞國晉升陸軍少將。

“七七”事變后,抗戰爆發,他又首先率第2師參加了平漢路保定會戰。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線陣地,多次予敵以重創。后軍長關麟征陣地被突破撤退,鄭的后方為敵騎兵包圍,仍與日軍血戰一晝夜。保定城破后,又與敵展開巷戰,幸而這時裴昌會將軍率第47師冒死前來接應,才得以率軍殺出重圍。保定失守后,日軍又連陷正定、石家莊等重鎮,一直深入到豫東地區。在豫北安陽吃緊時,第2師曾奉命轉移到林縣一帶山區進行游擊作戰,牽制日軍南下。其間,鄭洞國曾派突擊隊喬裝日軍,襲擊了日軍在安陽的機場,給敵人造成很大恐慌,其斗志之頑強可見一斑。不久第2師又作為第一戰區預備隊參加漳河戰役,戰役失利后奉命退往舞陽休整。

1938年3月,鄭洞國率第2師參加徐州會戰,當鄭洞國率部晝夜兼程地從河南趕到徐州時,戰局發生突變:日軍精銳的第10師團已攻陷滕縣,川軍第122師王銘章師長以下兩千余人全部陣亡,敵前鋒部隊正由滕縣以東向棗莊快速南下。鄭洞國考慮我軍已來不及實施在運河以北臨城一線迎敵的作戰計劃,即使先敵一步到達運河北岸,也將因立足不穩為敵擊破,這樣連徐州都會陷入險境。為此,鄭洞國根據參謀長舒適存的建議,并報請上級同意,一面果斷地指揮部隊火速開往運河南岸占領陣地,掩護友軍集中,以確保徐州。這時大批日軍已進抵運河北岸,正積極準備渡河南犯。鄭洞國率師主力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趕到了運河南岸的利國驛立即與敵人隔河交戰。但日軍憑借強大炮火,攻勢如潮。危急間,配屬該師作戰的重榴彈炮營及時趕到,鄭洞國立即命令放列射擊,十二門大炮齊聲怒吼,一排排炮彈準確地落在敵人頭上,打得日本鬼子狼狽逃竄、死傷枕籍,不得不放棄渡河打算,沿棗臺支線轉攻臺兒莊。此戰大大緩解了危殆的戰局,為我軍變更部署,調動兵力贏得了寶貴時間。事后,鄭洞國回憶說,如果當時自己沒有靈活機動的處理情況,使日軍沖過運河,不但徐州勢將難保,而且在運河以北棗莊、嶧縣間的中國軍隊亦將陷入困境,這樣整個戰局將面目全非,也不會有后來的臺兒莊之捷了。

當夜,第五戰區長官部命令新由鄭州、洛陽赴援的第2集團軍及第20軍團110師接替52軍防務,沿運河南岸布防,扼守臺兒莊正面陣地;第20軍團主力52軍、85軍讓開津浦路正面,向嶧縣東北之蘭陵、向城一帶集結、迂回,待敵孤軍深入時即南下拊敵之背,會同第2集團軍將其聚殲。據此,52軍連夜循運河南岸經臺兒莊、蘭陵鎮開往向城秘密集結。以后,鄭洞國指揮第2師參加了攻擊棗莊、北大窯、嶧縣的激烈戰斗。正當第20軍團逼近臺棗支線,擬合圍進攻臺兒莊之日軍第10師團瀨谷支隊時,在臨沂方面與中國軍隊作戰的日軍第5師團突以坂本支隊4000余人繞道前往增援。第2師奉命隨軍團主力迎擊,于4月6日將敵擊潰于楊樓、底閣一線,隨后乘勝與第2集團軍會師,復將敵瀨谷支隊擊潰,取得了震驚中外的臺兒莊大捷。

臺兒莊大捷后,中國軍隊追擊退守嶧縣之敵,鄭洞國率部以“精兵夜襲”的方式,一舉攻占了嶧縣城外地形險要的制高點九山。軍長關麟征異常高興,親自率人到九山陣地視察。后因日軍不斷增調援軍至徐州戰場,在前線的各中國軍隊相繼撤至邳縣以北沿運河一線拒敵,第2師擔任燕子河、大劉莊一線防務,與敵反復鏖戰20余日,陣地從未丟失,直至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戰斗,開往歸德整補。在邳縣以北地區防御作戰期間,為便利后方交通,鄭洞國曾命工兵連在碾莊圩以東的運河上鋪設了一道浮橋。未曾想,徐州失陷前,在運河東北地區作戰的中國軍隊主力十余個師,竟均賴此橋撤出了戰場。撤出戰場后,為躲避敵機轟炸,鄭洞國率第2師晝息夜行,徒步行至歸德。時薛岳正率大軍在歸德以東地區與敵大戰,臨時調鄭部作預備隊。不久戰役失利,第2師撤往河南漯河,數日后又奉命經南陽、湖北安陸、隨縣開往武漢行軍途中,原第52軍軍長關麟征將軍升任第32軍團長,他報請軍令部讓第25師師長張耀明將軍升任該軍軍長,以鄭洞國任副軍長,氣憤之下,遂堅辭不受,并向軍令部請假離開部隊,回到長沙。自次離開了自北伐以來就在其中服役長達十年的第2師,1938年第一次南岳軍事會議結束后,被湯恩伯委任為31集團軍第98軍軍長。在任不到一月,就受好友杜聿明之邀請降格出任新編第11軍榮譽第1師師長。不久軍長徐庭瑤升任集團軍總司令,杜升任軍長,改番號為第五軍,鄭調升副軍長兼榮譽第1師師長。部隊先駐廣西全州,后調湖南零陵一帶整訓。榮譽第1師是由抗戰中傷愈官兵組成的部隊,作戰有經驗,軍事素質較好,但當時內部人事關系復雜,紀律松弛,很難統馭。鄭洞國到任后,知人善任,賞罰分明,對部隊一再嚴明紀律,加強訓練,如某團長嗜賭成性,惡習難改,經再三勸導無改,鄭毅然報請上級將其免職,于是全師肅然。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榮譽第1師的面貌煥然一新,戰斗力大為加強,成為一支抗日勁旅。

1939年11月初,日軍為切斷我桂越國際交通線,威脅中國后方,出動一個半師團兵力由北部灣海面登陸,在很短時間內連陷欽州、防城、南寧等重鎮,其號稱“鋼軍”的第五師團第12旅團占領了南寧西北重要屏障昆侖關天險,桂南戰局極為危殆。12月中旬,第5軍(轄榮譽第1師、200師、新22師)奉命調赴桂南,很快包圍了昆侖關之敵,并于18日晨發動猛攻。戰役開始,榮譽第1師擔任主攻,迭克要點,表現極為出色。日軍在接連幾次失敗之后,惱羞成怒,頻頻派出援軍,分乘40輛軍車,強行通過第5軍新22師在五塘的封鎖線,馳援昆侖關。這些援軍的到來加劇了第5軍作戰的困難,雙方在昆侖關附近各高地拉鋸爭奪,戰斗甚為慘烈,戰事處于膠著狀態。如果不及時改變這種情況,則第5軍之前進攻所取得的勝利將前功盡棄。在戰役關鍵時刻,鄭洞國從容鎮靜,親臨火線,在友軍的有力支援下,指揮部隊先后攻克了羅塘、四四一高地、界首高地等幾個重要制高點,最后終于攻克了昆侖關。說來也怪,鄭洞國自東征以來,身經百戰,既曾以連營官佐之位身先士卒沖鋒在前,亦曾以師旅將領之威親臨火線督陣指揮,除臺兒莊“銀元”之險外,從未掛過彩,“福將”之名,當之無愧。昆侖關戰役后,鄭洞國帶領榮譽第1師擴編為新編第11軍軍長,旋改番號為第8軍,率部參加棗宜會戰,并擔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長江一線防務近兩年之久,多次擊退日軍進攻。

第二次長沙會戰期間。為配合第九戰區保衛長沙,第六戰區大舉反攻鄂西重鎮宜昌,鄭洞國則奉命以偏師抄襲敵后方交通,阻敵增援。他以一部兵力乘夜于荊州東南悄悄渡過長江,突襲沙市。日軍猝不及防,被迫將兵力龜縮城內固守。鄭洞國乘機率軍主力渡江出擊,一舉攻占后港,并將漢宜公路徹底破壞,同時在襄河上截擊敵水上交通,不僅消滅了大批日軍,更使日軍后方交通線徹底斷絕了很長時間,有力地支援了戰區主力圍攻宜昌的戰斗。其高超的指揮藝術、大膽的作戰行動,使當時的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將軍大為贊賞。

印緬生涯

1943年初,鄭洞國受命擔任中國駐印軍新1軍軍長。該軍最初是由1942年春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38師、新22師組成的,以后又由國內空運補充了大批兵員,當時均駐在位于印度加爾各答西北的蘭姆珈營地,接受美軍的裝備和訓練,為爾后反攻緬北,打通滇緬國際交通線做準備。

根據重慶軍委會的指示,鄭洞國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協調盟軍人員同中國官兵的關系,團結部屬,維系部隊士氣,確保緬北反攻戰役的勝利。當時中國軍隊與盟國之間關系甚為緊張,美國人傲慢的做法和對中國的無禮令中國軍隊很是不滿。

鄭洞國到任后,從抗戰大局出發,一方面安撫軍心,積極增進中美官兵間的相互理解和友誼;另一方面則注意維護國家尊嚴,對于盟方某些損害中國民族利益的過分要求和做法,進行堅決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識之士和鄭洞國等中國將領的共同努力,不僅使駐印官兵與美軍人員之間一度比較緊張的關系緩和了下來,還使雙方的合作氛圍日益融洽。重慶軍委會對于鄭洞國在駐印軍期間發揮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滿意,一再給予褒獎,史迪威將軍也多次稱贊鄭洞國等中國將領的愛國精神和溫文爾雅的道德修養。

1943年11月底,蔣介石在參加完開羅會議的歸國途中,攜夫人宋美齡曾于蘭姆珈作短暫停留,視察了訓練營地。在看到受檢部隊裝備精良、隊伍嚴整、官兵精神飽滿、士氣旺盛之后,蔣介石深表滿意。

1943年10月,緬甸地區雨季結束。中國駐印軍由列多前進基地出發,在美國空軍和工兵部隊的配合下,克服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在被世界上一些軍事學家認為根本不適宜作戰的亞熱帶崇山密林中,一面筑路,一面攻擊前進,由此拉開了緬北反攻戰役的序幕。至次年8月,駐印軍和部分盟軍部隊經過無數次浴血鏖戰,取得了胡康河谷戰役、孟拱河谷戰役和密支那圍攻戰役的重大勝利,消滅了慣于在亞熱帶森林中作戰的、曾在東南亞諸役中連連獲勝、有“亞熱帶叢林之王”之稱的日軍第18師團。自此,印度經卡盟、孟拱至密支那之間的公路、鐵路暢通無阻。盟國運往中國的戰爭物資也可以在密支那中轉,不必再飛越駝峰,大大提高了運輸量。

在作戰期間,鄭洞國經常親臨前線,鼓舞士氣,視察督戰,并參與了一些重要的指揮與決策,為取得這些戰役的勝利做出了積極貢獻。

1944年8月,中國駐印軍的新38師、新22師,與反攻戰役開始后陸續空運到印緬地區的新30師、第14師、第50師,奉命編為新1軍和新6軍,美國將領史迪威仍任駐印軍總指揮(10月以后由索爾登將軍接任),并成立副總指揮部,鄭洞國升任副總指揮。數月后,因國內戰局吃緊,新6軍奉調回國,新1軍則繼續前進,先后攻克了敵重兵防守的重鎮八莫、南坎、芒友,于1945年1月下旬與中國滇西遠征軍會師于中國邊境城市畹町。至此,中印公路全線打通。3月底,新1軍又相繼占領貴街、新維、臘戍、細包等要點,全部肅清了中印公路沿線及周圍地區的日軍,歷時一年半的緬北反攻戰役乃告結束。緬北反攻戰役的勝利不僅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2月20日 晉升陸軍中將。

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后階段時期,國民黨決定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鄭洞國奉命回國參加會議。在昆明轉機時,鄭洞國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熱情款待;到達重慶時,馮玉祥將軍親自主持了有重慶各界出席的盛大儀式,慶祝緬北反攻戰役取得的偉大勝利,歡迎鄭洞國回到重慶。蔣介石、何應欽等也分別召見鄭并設宴款待,對他的工作和駐印將士的英勇作戰給予高度評價,并授予鄭洞國青天白日勛章。在5月5日至21日召開的國民黨六大上,鄭洞國還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45年7月,中國駐印軍班師回國,總指揮部、副總指揮部分別撤銷,鄭洞國留在昆明待命。

抗日戰爭勝利后,被任命為第3方面軍副司令長官。

1945年7月,中國駐印軍班師回國,總指揮部、副總指揮部分別撤銷,鄭洞國留在昆明待命。

9月初,鄭洞國隨第3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等抵滬,接收上海、南京。不久又赴南京,參加了由何應欽將軍主持的受降儀式,親眼目睹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投降書上簽了字。此后,鄭洞國兼任京滬警備副總司令,經常往返京滬兩地。

東北三年

1946年2月,正指揮大軍搶占東北的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醫,特電請鄭洞國去東北代其主持軍務。

同年3月初,鄭洞國飛赴錦州就任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代理司令長官職務。他按既定部署,指揮幾十萬國民黨軍隊沿北寧路節節推進。3月13日,蘇聯軍隊撤出沈陽后,國民黨軍隊立即進占這座東北名城,并很快占領了一度為解放軍控制的鞍山、營口、遼陽、海城、大石橋、撫順等外圍重要城市。此后,國民黨軍隊兵分兩路:新1軍和71軍沿中長路向北進攻;新6軍和52軍各一部進攻沈陽東南屏障本溪。但這兩路軍隊相繼遭到東北民主聯軍猛烈反擊,損失慘重。鄭洞國不得不親赴開原設前進指揮所,指揮北路軍隊與解放軍決戰。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陽,指揮軍事。然而,由于解放軍頑強據守四平街,國民黨軍隊屢攻不下,一籌莫展。杜聿明決定暫緩對四平街的攻擊,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5月上旬,國民黨軍隊終于攻占了本溪。這時解放軍部分主力由西豐南下,欲切斷國民黨軍隊中長路的后方聯絡線,開原、鐵嶺守軍告急,杜急委鄭洞國為前敵總指揮,率新6軍、71軍及52軍各一部,星夜北上馳援。經雙方激烈戰斗,解放軍放棄了四平街,實行戰略撤退,國民黨軍隊乘機占領長春、永吉等許多城鎮,與解放軍沿松花江對峙,鄭亦將指揮所移駐長春。同年8月,為解除熱河解放軍對北寧路的威脅,鄭洞國又受命在錦州設指揮所,指揮13軍、93軍及71軍各一部,向熱河解放軍大舉進攻。雙方激戰兩月后,解放軍主力相繼轉移,國民黨軍隊控制了熱河大部重要城鎮。

1947年初,北滿解放軍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長春、永吉。至3、4月間,南滿東北民主聯軍乘國民黨軍隊主力北上增援之際,大舉向梅河口、海龍、新賓、柳河等主要據點進攻,并包圍通化。鄭洞國親至撫順營盤指揮所,星夜檄調新6軍和13軍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價后始解通化之圍。僅過一個多月,北滿東北民主聯軍再度渡江南下,發起夏季攻勢,重創國民黨軍隊,并占領了法庫、昌圖,以十幾萬兵力圍攻四平街。南滿東北民主聯軍也同時出擊,繼殲滅梅河口國民黨軍隊一個師后,又攻占了重鎮本溪。東北戰局如此迅速惡化,使蔣介石大為震驚,親自飛赴沈陽視察,指示國民黨軍隊放棄一些城鎮,收縮兵力,以圖固守。6月中旬,作為前敵總指揮,鄭洞國奉命指揮53軍先攻取本溪,解除東北民主聯軍對沈陽的威脅,然后轉至鐵嶺,率新6軍、93軍、53軍及52軍一部北上馳援四平街。經過半個月的惡戰,擊退東北民主聯軍主力,四平街之圍遂解,國民黨在東北的戰局才暫時緩解下來。

1947年7月,杜聿明因舊病復發,被迫離職去上海就醫,由鄭洞國代理司令長官職務。8月,陳誠來到東北,接替熊式輝任東北行轅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銷了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集東北黨政軍大權于一身。鄭改任東北行轅副主任,其實等于掛名。1947年10月以后,東北解放軍先后發起秋季攻勢和冬季攻勢,由于陳誠優柔寡斷,朝令夕改,國民黨軍隊大批有生力量被殲,北寧路交通被切斷,國民黨在東北的戰局再次急轉直下。蔣介石聞訊大驚,于1948年1月10日飛抵沈陽,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成立東北“剿匪”總部,任命衛立煌為東北行轅副主任兼“剿總”總司令,同時任命鄭洞國和范漢杰為副總司令。不久,陳誠悄然離開東北,東北行轅隨即也就撤銷了。

1948年2月,東北解放軍相繼攻占遼陽、鞍山、法庫、營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再克戰略重鎮四平街。為避免被解放軍各個擊破,在四平街戰局吃緊時,衛立煌派鄭洞國先后飛往長春、永吉,部署、指揮駐永吉的60軍向長春撤退。此后,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僅剩下沈陽、長春、錦州三大孤立據點及周圍少數中心城市,處境岌岌可危。為使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免遭覆沒,鄭洞國曾建議再進一步主動放棄長春,集中主力于沈陽、錦州之間,以期能戰、能守、能退。但蔣、衛認為棄守長春會造成不利的國際影響,況且固守在長春尚可扯住解放軍南下的衣襟,減輕沈陽、錦州方面的軍事壓力,所以沒有采納鄭的意見。非但如此,蔣、衛還擬讓鄭兼任第1兵團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擔負固守長春的任務。此時長春已經在解放軍的四面包圍之中,鄭洞國的許多幕僚、好友都勸他不要從命,鄭自己心中也頗躊躇。3月下旬,在蔣、衛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飛赴長春,從此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痛苦的一段時光。

當時長春駐有新7軍、60軍及第1兵團直屬部隊、地方保安部隊等約十萬之眾,市民亦有近20萬人。守軍除尚控制著城外飛機場外,與外界聯系均被切斷,城內糧食、燃料匱乏,人心渙散,士氣低落,處境艱難。鄭洞國到任后,銳意整頓防務,安定人心,希望能憑借長春的堅固城防,長期固守下去。5月下旬,他曾出動部分部隊向城外出擊,準備在城郊搜購一些糧食。解放軍乘機反擊。結果守軍不僅兵力受到很大損失,連飛機場也丟失了。此后10萬解放軍在肖勁光指揮下攻城也被擊退,遂改強攻為長圍,城中餓死民眾數萬,軍隊中因饑餓患浮腫癥、夜盲癥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1948年9月中旬,東北解放軍發起聲勢浩大的遼沈戰役,鄭洞國乘解放軍主力南下圍攻錦州之機,曾集中兩個師兵力作試探性突圍,但遭到解放軍圍城部隊的頑強阻擊,被迫縮回城內。10月中旬,解放軍攻克錦州,切斷了東北國民黨軍隊通往關內的咽喉要道,在長春、沈陽等地的幾十萬國民黨軍隊頓成甕中之鱉。在錦州被解放軍攻克前后,蔣介石曾幾次嚴令鄭洞國率部向沈陽突圍,但因守軍長期饑餓,體力虛弱,士氣亦極低落,鄭部下將領皆無突圍信心,故突圍之議幾次擱淺。10月16日,鄭洞國下決心執行蔣的突圍命令,召集部屬制定了突圍計劃,決定在第二天拂曉行動。但當天夜里,曾澤生率60軍宣布起義,打亂了鄭的部署,突圍被迫中止。此時鄭洞國雖然對突圍已徹底絕望,卻仍決心為“黨國”效忠到底,拒絕了解放軍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他仍率特務團死守中央銀行大樓,還親筆寫下與蔣介石的訣別書。然而他部下的官兵們卻不愿再為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新7軍全體官兵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據守長春中央銀行大樓的兵團直屬部隊以突圍為名挾持鄭洞國亦放下了武器投誠,長春獲得了解放。

晚年生活

1950年,他去上海治病路過北京時,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

肖勁光和肖華兩位將軍勸他出來工作,他以不愿與故舊兵戎相見為借口而拒絕。

6月舉家遷往北京,任水利部參事和全國政協文史專員。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親自提議他為國防委員會委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和家宴招待。鄭洞國是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委員,第五、六、七屆常委,黃埔同學會副會長;自1979年起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

鄭洞國曾先后任民革第五、六、七屆中央副主席。在擔任民革中央領導職務后,他不顧年老多病,不辭辛勞,努力工作,為民革的建設和發展投入了大量心力。他非常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真誠希望海峽兩岸能夠早日實現和平統一。他多次接待從臺灣和海外來的古舊袍澤,耐心地向他們介紹情況,解釋政策,并呼吁他們響應祖國的召喚,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歷史偉業而共同努力。一直到晚年,他還堅持參加各種政治和社會活動,為國家的改革和建設積極建言獻策,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而不遺余力,奮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1年1月2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歲。2月26日,鄭洞國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幾乎與此同時,在海峽彼岸,也舉行了鄭洞國追悼儀式。在數百名黃埔系的將領中,他是兩個同被兩岸追悼的將領中的一位。

人物軼事

冒名考黃埔

在黃埔軍校校史上,改名報考者尚有他人,冒名頂替者卻只有鄭氏一人。

1924年1月,正在湖南長沙攻讀商業專門學校的鄭洞國,忽然聞聽孫中山先生要在廣州創辦軍官學校的消息,心潮澎湃。雖說當時他并不知道這所軍官學校就是日后彪炳中華現代史冊的黃埔軍校,也不能預料到這所軍校的初期將會成為中國現代將星的搖籃,但他對孫中山仰慕不已,對已成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心儀神往。他急沖沖去找在長沙工業專科學校附中讀書的王爾琢商議。王是鄭洞國的同鄉兼小學同窗,還有親戚關系。殊不知他已南下廣州了。鄭洞國得知后心更急,想方設法借了60元盤纏,邀上另三位在長讀書的同鄉,輾轉武漢、上海,走海路赴廣州。四月初,當他們滿懷希望尋著先期到達的王爾琢時,才知曉報考軍校的日期已過,鄭洞國頓時急得團團轉。

眼見鄭洞國心急如焚,王爾琢也跟著急。當時在場兩位同鄉,一位叫賀聲洋,也是鄭洞國在石門中學的同學,與王爾琢一道報考了軍校;另一位則是臨澧縣的黃鰲,與鄭洞國算是大同鄉了。他初到廣州時,擔心一次考不上,便報了兩次名,不料他一考便中,落下個名額虛位以待,此刻見鄭洞國急成這般模樣,便建議頂替他的名去考。鄭洞國沉吟半響,決計冒頂黃鰲之名報考軍校。

數日后,兩個黃鰲的名字與王爾琢、賀聲洋一道出現在黃埔一期的錄取榜上。湊巧的是,真假黃鰲都編在第二隊,出操點名時,兩人同應聲出列。

步入軍校的最初幾天,鄭洞國一直是在惴惴不安中生活著,出操點名時的尷尬,不時地困擾著他。經過幾個不眠之夜的煎熬,他終于鼓起勇氣,脹紅著臉向區隊長報告冒名頂替的由來。后來,校方理解并認可了他的冒名頂替之舉,未予追究,只是讓他把名字更改過來。

東征敢死隊

鄭洞國與其他黃埔生一道相繼參加平息廣州商團武裝暴亂與陳炯明武裝叛變的戰斗。1925年1月31日,已升任教導1團2營4連黨代表的鄭洞國隨隊東征,打到淡水城下。淡水城雖不大,但城垣堅厚,城濠寬深,而城外地勢多平坦開闊,易守難攻。三千多守敵據城固守,等待外援解圍。東征軍遠道而來,必須趕在敵方援軍來到之前攻克城池。指揮部決定次日清早發起總攻,并限在當日破城。為了完成任務,團部連夜進行戰斗動員,組織攻城敢死隊。鄭洞國身先士卒,帶頭報了名。

翌晨,攻城的號角吹響了,一場攻堅的惡戰在淡水城上城下展開了。時任右路軍參謀長的蔣介石親臨城垣前的炮兵陣地指揮督戰,團里唯一的一門蘇式大炮怒吼起來。霎時,硝煙炮火掩沒了高高的城墻。十分鐘后,敢死隊員們在炮火的掩護下分成幾隊,扛著一架架云梯,直向城墻腳下推進。可城上的敵軍居高臨下,憑借著堞垛負隅頑抗,瘋狂地用機槍、步槍組成火網。打頭的戰士倒下了,面對如此大規模的惡戰、如此密集的槍彈,帶著敢死隊沖鋒在前且很少實戰經驗的鄭洞國不禁心中一悸。但他馬上想到了黃埔軍校大門上的那副對聯,想到“敢死隊”三字的份量,想到自己身為黨代表的表率作用與責任,立馬鎮定下來,機警地利用炮擊的時機,指揮部下時而躍起,時而臥下,終于沖過了開闊地帶,逼近城垣。經過幾番浴血奮戰,鄭洞國和敢死隊的戰友們終于把勝利的戰旗插上淡水城頭。

戰后不久,鄭洞國便被升調教導2團第3營任黨代表。

銀元救性命

隨著東征、北伐、抗戰,在血與火的戰場上,鄭洞國沿著營長、團長、旅長、師長的階梯一步步的上升。歷史上的抗日戰爭,是以1937年“七.七”事變為始,但鄭洞國的抗日歷程,卻是從1933年的古北口之戰開始。此役,他率部前后奮戰兩個多月,重創日寇;“七七”事變后,他又率國民黨第2師參加保定會戰,固城數日,于敵重重包圍中神奇突圍;1938年在震驚中外的臺兒莊大捷中,他率部迂回作戰,戰功卓著;1939年,他以第5軍副軍長兼率榮譽1師師長之職,率部正面主攻昆侖關,與全軍官兵一道譜寫了鐵血昆侖的英雄史詩;1941年他率第8軍轉戰鄂西,固守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長江一線,不教胡馬渡天塹。鄭洞國雖身經百戰,后卻未負過一次傷,有人稱他是福將。其實時,他也屢歷險情:就在臺兒莊外圍的那場戰斗中,死神的陰影亦曾降臨在他頭上。當時,他率國民黨第2師攻打位于臺棗支線上的重鎮嶧縣。那天,他親自到前線指揮部隊攻城,激戰中,由于身邊一名參謀手中的望遠鏡不慎在陽光下反光,立即招致日軍炮火猛擊。一發炮彈呼嘯而來,就近炸開。鄭洞國猝然無防,只覺得左胸被重重一擊,幾乎跌倒,幸虧兩名衛兵將其撲倒,并以身相護,方才未讓紛飛的彈片相繼擊中。鄭洞國滿以為身上掛了彩,過后才發現左胸衣袋上僅劃了一個破口,除袋內一枚銀元被彈片擊彎外,自己居然毛發無損。沒想到一枚銀幣竟救了他,讓他與死神擦肩而過!

鄭洞國1946年—1949年擔任“湖南私立九澧中學”校長,該校為現今“湖南省石門縣第一中學”。

人物紀念

鄭洞國墓

1991年1月2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歲。骨灰葬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2006年清明時節,根據鄭老將軍生前遺愿,鄭氏親屬將其骨灰由北京八寶山遷回原籍石門,安葬于夾山南麓。4月5日,在風景秀麗的夾山國家森林公園,舉行了隆重的鄭洞國骨灰安葬儀式。墓地位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北考古工作站后山,占地近1畝,墓室用漢白玉石砌成,通往墓室的石臺階兩旁種有松柏和桃樹,墓地入口處立有“抗日名將鄭洞國墓”大理石碑。石門人民恭迎將軍魂歸故里,墓地上高懸兩幅挽聯:

將軍名垂抗日史;

猛士魂唱大風歌。

乘清風明月 英雄魂兮歸故里;

憶鐵馬金戈 將軍威哉寫春秋。 

百年誕辰

2003年1月13日,民革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鄭洞國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周鐵農主持,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出席會議并講話。 

2012年12月1日,紀念鄭洞國誕辰110周年座談會暨鄭洞國教育基金接受捐贈儀式在長沙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周鐵農出席并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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